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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朝向「可持續力」的變遷
Accelerating the shift to sustainability

Gary Gardner

/ 鄭先祐 譯

於1601年，英國的一位船長，James Lancaster，執行一項重要的實驗。他帶領4艘船隻，從英國駛向印度，他給予其中一艘船隻的每位水手，每天都有檸檬汁可喝。結果這艘船隻的大部分水手，身體都能保持在健康的狀況。但是於其他3艘船隻，總共有278位水手，其中就有110位於航行的半途中因為壞血症而死亡。這項實驗對17世紀的航海者而言，非常的重要，因為壞血症肇致的死亡人數，比其他單一因素(包含戰爭和意外)還要多。1

然而，令人訝異的是這項如此重要的生活資訊對英國的海軍卻沒有什麼作用。英國海軍一直到1747年前，並沒有進行類似的實驗，落差近150年，而且直至1795年前，英國的船艦上仍都沒有供應檸檬。英國的商船更是拖延至1865年，落後兩個半世紀後，才開始學習到。盡管壞血症的問題的嚴重程度是如此的大，且解決之道是如此的簡單，人們的學習還是很慢，非常的慢。2

快速轉到1999年的最後一天的午夜。當午夜鐘聲響起時，整個世界似乎神經質的在期待，一場來自程式錯誤隱藏於電腦世界所引發的經濟災難。這個數位化的時間炸彈，被稱為Y2K。這個千禧臭虫(錯誤)可能搞亂電腦系統，因而可能傷害依賴電腦的經濟活動。全球各國政府和商業界為此準備多年，盡力的清除這些臭虫。雖然清除率仍未確定，但當午夜鐘聲於各地響起後，災難並沒有發生。這顯現出這個時間炸彈已經被拆除了，這歸功於全世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並採取有效的計劃去防止它。

這兩個事例，顯現出人類面對關鍵性挑戰的反應能力，提出重要的問題讓全世界面對重大的環境和社會的壓力，以及快速變遷的需求。不幸的是，我們對全球環境危機的反應比較像於十七世紀的英國海軍，而較不像1990年代的全球資訊世界。

雖然相關人類對環境的衝擊之資訊相當的豐盛，但是人類的活動仍然持續砍伐森林，抽乾河流，讓生物物種減少，海洋水位上升，以及氣候改變。於人們和自然環境的喪鐘敲擊下，對環境和社會體系的相互壓力持續上漲。譬如，於中美洲的Mitch颶風敲響的喪鐘下，就造成約一萬人喪命。這是氣候改變，人口成長增加森林開發，以及水土流失的混合結局。隨著環境體系持續的弱化，人類對它們的需要卻是愈來愈大，轉換至可持續的經濟就更是迫切。3

事實上，這個關鍵性的時刻於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只有在一萬年前的農耕革命，以及過去兩個世紀的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繁榮和環境病態狀況，才足可類比現代人類社會整體改變的程度。但是全世界的轉變往往是很緩慢的，於不同的時代，總是從不同的地區開始。目前正在改變中的只是在近幾十年，且規模全球化。這個世代所面對的問題是人類是否可以保握其自己的文化變遷，而落實可持續的經濟，或是看著自然環境的惡化，直到環境體系崩潰。

整合性的變遷，並不容易，但不改變，也不容易。譬如，於第一個千禧年，奴隸制度廣泛的存在，然而「自由權」(廢棄奴隸制度)於最近150年來是愈來愈穩固。於美國解放奴隸，達成印度獨立的非暴力運動，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的結束，以及東歐和前蘇聯的共產主義之轉型，於這些過程中，領導者，各個組織機構，和公民都展現出可塑性，以及面對良心和執行改變的勇氣。這個世代將同樣需要勇氣和決心，才足以面對目前強大的挑戰。

於此充滿爭議的新時代，公民社會、商業界和政府，每個都有各自重要的角色。但是每個部門都需要於表達和轉變機制上多元化。每個部門都需要學習策略性的思考，這對已經被引導入立即性和地區性思考的物種而言，是個極大的挑戰。而且每個部門都將需要推展策略，以免增加人們的痛苦，同時能促進快速的改變。倘若我們可愈了解改變現狀的癥結和結構所在，我們愈能超越過阻隔在我們和可續力間波濤洶湧的障礙。4
 
 

變遷的解剖

人類的改變有著意願和目的，這是不同於自然的改變(如生物演化，或是星球的誕生和死亡)。身為唯一可以計劃改變的生物，我們可深入探討我們自己的歷史，且亦能改變我們發展的主體。由人類產生的「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已經比「生物演化」(biological evolution)，對我們的命運，更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5

生物演化，從一個世代傳遞改變至下一個世代。文化演化更可以於同一個世代，沒有遺傳相關的人們間，傳遞改變的力量。因此，文化演化的改變力量早已經超越生物演化，而且更是迅速加快中。6

譬如，農耕革命出現後，人們經歷超過五千年的文化演化，從狩獵採集的生活逐漸轉變成依賴農業的社會。早期的農耕者若是得知其已經邁入經濟生活的革命中，可能會感到非常的訝異。但是自從工業革命之後，特別是最近的一百年來，改變的腳步即顯著的加快。美國於二十世紀初，讓四分之一的人口適應有電力的生活，總共花了46年。但讓同樣的人口量習慣於電話，只花35年；讓電視成為生活必需品，只花26年；對電腦，只有16年；對手機，只有13年；對網路，則只要7年。以如此快速的腳步，整個社會很難有機會了解這些生活改變所帶來的整體結果。7

文化變遷也增加複雜性，同時也鬆綁數千年來對經濟發展的限制條件，能源、物質和知識。於1600年代末期，於歐洲幾乎有六成的能量是來自牛和馬，另外二成五是來自木材，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量是極為微量。過去建築物的材料主要是木材、陶磚和金屬，現代的經濟生活是使用混合物和合成物，包含的物質幾乎涵蓋所有的92種自然元素。或許最顯著的是，人類的知識成長，極快速的擴張。目前全球每年約兩萬種科學期刊出版，但於1700年代中期，卻才有10種。隨著能量、物質和知識範圍的擴張，經濟生活的發展途徑更有多樣不同且複雜的組合。8

組合多樣的能量、物質和知識的享用，於20世紀中已經實現，且將人類的經營管理的能力更寬廣的擴大。經營管理已成為科學的學門，如Max Waber 和Frederick Taylor的理性化組織結構(rationaliz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Henry Ford 大眾化的量產技術(popularized mass production techniques)，以及許多大學開始獎助MBAs和公眾管理的學位。譬如，各種不同的管理形式，政府、商業界和非營利組織，各有不同的基本動機。商業的動機主要是強烈的追求利潤，政府的建構力量來自服務選民，以及草根的非政府組織(NGOs)是以理想和熱情來組合。每個組織都有其特定的動機(組合動力)，於文化變遷的過程中，產生其特定的力量形式。

「意識」(consciousness)讓人類可以探索，以及影響社會文化變遷。如同自然的改變，「成長」產生更進一步的「成長」(類似池塘中的藻類快速成長的擴張)，文化變遷通常也可以預期的形式擴散。溝通可以如同說話的簡單，或是如同廣告那麼的有技巧，都可以導向改變，且自我建構，開始擴散緩慢，然後隨著人們逐漸的熟悉而逐漸加速，最後當改變情況達到飽和時而緩慢下來。譬如，當首次購買的消費者逐漸飽和的時候，美國的電腦公司開始看到電腦市場的銷售成長量逐漸緩慢下來。另外一個事例來自1998年的『歐洲風力能源計劃』 (Europe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scenario)，預期於2020年全球電力需求量有一成將是來自風力發電(參考圖10-1)。這個S-型的曲線顯現出這類型的文化變遷不同於流行語和流行事務的擴散。9

智慧讓人類可以管控自己的發展情況，但其能力仍未達到可以預見人類活動所肇致的二次傷害(譯註：這是指人類往往只看到立即的一次傷害)。因此，對回饋未能徹底的了解，這往往是文化變遷的通性。譬如，當氟氯碳(CFCs)於1930年代引進後，就曾被視為上帝賜給工業的禮物。不可燃，沒有毒性，不會腐蝕，氟氯碳被廣泛的使用於冷卻機(如冰箱)和噴霧劑。於七十年前的科學家完全無法預知，他們原本認為的奇蹟化合物於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威脅全球環境和人類的健康。CFCs 目前已經被了解到其是吞蝕地球臭氧保護層的危險物質。如此的回饋，這讓生態學者提醒我們，你永遠不可能只是單純的作了一件事。這也警告我們，於變遷的過程，我們必要有整體的考量，對問題的評估和提出化解之道，不能只考慮單一原因。11

相關環境議題的文化變遷通常有其特點。環境的品質是公共財，這通常具有「公共財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特質。個人的自然傾向是過度的享用公共資源，若是保留公共資源，個人的獲利較少。對這方面的認識，科學家發展出四種策略，運用更寬廣和更長遠的考量，重新定義個人的利益，來說服人們改變其自然傾向。12

最通用的策略是社會的當權者運用法律，或是官方的獎勵，決定資源是要如何使用，以及要由誰使用。古代中東的兩河(Mesopotamia)文明即有 Hammurabi法案，規範整個社會對灌溉用水的運用法則。法案規定所有土地擁有者必要妥善的維護其土地內的灌慨渠道，假若有疏忽於維護，其將要受到懲罰，負責補償生產量因而所受到的損失。現今的法律和規範，再加上稅法和獎勵措施，已經成為保護水源、森林、礦產、大氣，以及其他公共資源。13

教育也是運用於說服民眾轉向公共利益的途徑(策略)。身為社會化的重要機構，任何社會的學校都是頗具影響力。但是教育內容通常是強烈的導向社會當權的價值觀念。Mary Clark，相關歷史變遷的書籍「Ariadne's Thread」的作者，就提出於西方歷史中，經由教育帶動全面改革的案例只有兩件，希臘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和歐洲的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於這兩個時代，廣受社會尊敬的哲學家傳達對社會的批判，因而引發全面的改革。然而自從啟蒙時代之後，教育內容很少挑戰當代全球流行的觀念。將自然視為對人類的服務，以及切割(化約)的知識，更是分裂學門，這些當代的觀念是造成現今全球環境危機的主因。正規的教育是否可以獨立於社會的影響之外，產生對全球流行觀念的批判，帶領社會轉向可持續的未來，這仍然未能確定。14

對人類價值的訴求，特別是經由宗教式的信仰，是另外一種說服民眾轉向公共利益的途徑。政治領導者，假若沒有宗教掌權者的支持，通常很難維持統治的實權。回教革命的力量於1979年推翻伊朗的Shah王權。天主教支持的團結運動，於1980年代拉下波蘭政府的當權。然而，於當今的許多社會，宗教力量已經不如往昔。因此對價值的訴求可能需要多元化，且其中只有一些可基於信仰。

最後，許多文化運用小團體經營管理的方式，來保護共同資源。範例非常的多，其中最典型的是瑞士阿爾卑斯山區的Torbel村落，他們從13世紀就開始共同基於保護公共資源的原則，經營管理該村落的森林和牧草地。每個家庭於夏季進入牧草區牧養的牛隻數量，不得超過該牧草區於冬季可牧養的隻數。樹木的砍伐，每年只能有一次。村落的森林管理者標記可砍伐的樹木，村民集體伐木，切割木材，然後再分配給每個家庭。如此的小團體經營管理的方式，是讓人們朝向維護公共資源的一種有效的選擇。15

解剖變遷的過程，這有助於加快推動經濟生活朝向可持續的未來變遷。甚至是目前最有吸引力的環保趨勢，其朝向可續變遷的發展速度仍然不夠快。譬如，風力發電於1990年代末期，每年的成長高達30%。然而，就以如此好的成長率計算，至2020年，風力發電佔全球的總電量也只有10%。至於還有許多議題甚至仍未導入正途，這些包括物種的衰減，水源的耗盡，森林砍伐，和物質的再回收和再利用，以及其他，都仍急迫的等待快速的改變(文化變遷)。16
 
 

引爆根基：公民社會的角色

一般行動者泛稱為「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其內包含：個人、公民團體，和教會，以及其他比較沒有強勢力量之團體或個人(相對於政府或商業機構而言)。但是公民社會於朝向可續力轉變的行動中，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公民是消費者和投票者，可以對政府和商業產生無限的影響。當政府和商業的政策陷入於其各自的特殊利益時，公民可以匯集力量將其導向可持續力的未來。而且，當政府或是商業要推行可持續力的政策，更是需要有公民社會的支持。因為如此，個人和NGOs(非政府組織)於文化變遷的過程中，扮演著具有重要且有力量的關鍵角色。

引發改變，公民社會具有很高的開發潛力。一項於1998年對國際環境監測(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Monitor)的調查報告顯示全世界30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就有28個國家，大多數的公民相信環境法規必要更加的強化。其中有26個國家，大多數或是近乎多數的公民認為必要有立即強勢的行動，以減輕人類對大氣的衝擊。而且，於大多數的國家，對關注環境的程度持續在上升，有些更是極顯著的上升。印度於1992年，只有6%的受訪者認為環境是其全國最重要的課題。於1998年，已經上升至27%。17

美國的一項社會心理研究，於2000年發表的報告，指出有相當數量的美國成年人(約佔26%)，於過去的40年間，已經接受新的世界觀，這是與朝向可持續價值相同的觀念。稱為「文化創造者」(cultural creatives)，因為他們有潛力創造新的文化，這些個體具有關注環境、需要有意義的個人關係、重視精神和心理的發展、對大型機構的生活不滿意，以及排拒物質主義和地位。這些人於其社區通常是活躍的，按其自有的價值，選擇其想要的工作，以及注重健康的生活。雖然這些人並沒有組織化，但研究者指出大部分的文化創造者並未認識到一股精神匯集的力量已經存在，這股力量代表著引爆變遷的潛力。18

然而，相對於實際的行為表現，這項是好的趨勢。譬如，美國人雖然愈來愈重視環境的改善，但同時駕駛耗油的跑車和居住於更大住宅的人數也在增加。環境心理學者可幫助我們了解為何有興趣於打造可持續社會的人士，其行為的改變可能會是很緩慢的。

環境心理學者發現行為和認知的落差，主要的關鍵在於行為產生的負面衝擊並未能持續的聽到。譬如，於1981年的能量保育講習營，參與營隊的學員，於營隊結束時都有相關能量保育的認知，且都表示願意實現其所學習的。但是結果，只有少部分的學員有做到。隨後的家庭訪問，發現40位學員中只有1位減低家中熱水的溫度設定，且沒有學員加裝隔熱以降低熱水器的熱度散失。有8位裝設較小出水量的蓮蓬頭，這比率看起來是比較高，但這可能是因為所有的學員於結訓時都獲得一個免費的蓮蓬頭。這些發現與其他的研究結果所呈現的一致。無論是水的節省，或是垃圾的處理等，認知和實際行為都有顯著的落差。結果顯示，持續的讓人們意識到，是讓人們行為轉變的重要力量，但往往不足。
人們行為的表現，也未必然來自害怕。心理學者注意到害怕可以促使行為的改變，必要有如下的幾個條件，其一是行為表現的結果確實是很可怕，而且這個結果即將很可能必要面對，以及替代的行為是可行的。於有些情況，這些條件是存在的。譬如，當英國於1996年出現狂牛症之後，英國的牛肉市場快速的被廢棄，緊接著是有機食物的流行。然而，雖然害怕可以改變行為，但這些害怕的因素必要持續的存在。而且運用害怕於行為的改變運動上，也可能會有反作用。若是缺乏可靠的替代，害怕將會趨向絕望和拒絕，以及可能讓人們不想去談論它。因此，僅是強調「劫難和悲哀」的環境資訊，通常比有提供替代方案的，更沒有效果。

人們會反應的，環境生理學者認為是同儕的行動、直接的訴求、有效的傳達，和有些誘因。而且當這些影響力幫助人們克服心理障礙(阻礙朝向可持續的行為)，其行為將會很快的與其信仰一致。21
同儕特別有影響力。明顯的證據來自加州大學(Santa Cruz分校)於運動中心的研究報告，一項要求沖澡者在塗抹肥皂時，暫時關閉水龍頭的規定，只有6%的使用者簽署同意。然而當開始執行這項規定後，研究者發現有49%的其他學生會在塗抹肥皂時，關閉水龍頭。若是再加上兩位沖澡者示範，合乎規定的比率上升至67%。這個事例顯示個人的可持續行為的表現對其他人的可能影響力，遠比想像的還要大。22

人們亦有很強的內在需求，讓其行為可有一致性，以便產生可靠的和可信賴的表現。我們經由自己的承諾，特別是公開的，或是團體的成員，而感受到內在的壓力。我們有對實現承諾的需求，因此有小的承諾，對較大的承諾的接受度，通常會較高。譬如，於加拿大癌症協會的會場中，被要求於胸前別上協會標章的人士比沒有被要求的，更有意願再捐獻金錢，其數量約是兩倍。朝向可持續的未來，踏出第一步，這不僅對他人產生示範的影響力，同時也可以讓我們更接近更高的承諾。23

經由示範影響和承諾，個人就可以逐漸地建立可持續的世界，無論其他世界是如何。事實上，這些行為所產生的心理力量，就如同印度甘地(Gandhi)的精神訓誡「按你希望看到的世界，改變自己」。然而於一般社會，這項原則或許並未能廣泛的被認識。24

這項心理的力量也可以適用於NGOs協助人們克服朝向可持續的行為轉變過程中的障礙。基於社區的社會行銷，運用市場推銷原則於社會性產品，亦是基於相同的心理力量的法則。這項行銷開始是社區層次的研析，通常是調查和找尋焦點團體，用以決定人們對某特定行為的改變之障礙。這些障礙有可能是心理的，或是外在的。譬如，「公車班次很少」可能讓許多人無法如同示範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社會行銷運用示範和承諾等的方法，來表達對公共問題的關注。25

另外一種運用於社會行銷的方法是有效的溝通。資訊鮮明清晰生動的傳達給參與者，同時傳達可信度高的，特殊的，容易記憶的，且是設計為可社會化推廣的資訊，這些都比較容易影響人們的行為改變。人類是社會化的物種，且有高度發展的視覺體系，以人為中心的溝通和圖片可有特別有效的影響力。於2000年夏季刊登在新聞報紙的北極溶冰的圖片，讓許多人了解到氣候變遷，溫化造成溶冰的問題。這種效力比呈現數十篇科學報告還要好。26

最後，社會行銷運用誘因，經濟的或是其他，協助人們克服朝向公共價值改變的障礙。當人們騎腳踏車取代開車，或是買有機蔬菜取代一般蔬菜，如此可產生的附加利益大部分是對整體社會，只有少部分是給個人。運用良好的誘因和抑制因素可以經由對個人增加額外利益，而促使其改變行為。當加州的San Jose地區，垃圾的清運制度改為隨量徵收，且可回收垃圾免費清運之後，清運至掩埋場的垃圾量減少了46%，可回收的量上升156%。27

NGOs面對的當然不只是民眾，同時也包括政府和商業界。這些非營利的部門正在快速的成長和擴大，已經成為推動可持續力的有效原動力。於1998年，Johns Hopkins 大學的研究發現非營利部門之每年總產值高達11,000億美元，比全世界除了七個工業國家外的所有國家的個別全國總產值還要大。非營利部門於22個國家，僱用1,900萬個員工。這些部門有許多是新增加的力量，於歐洲有一半的NGOs是於最近十年內創立的，於美國，有七成的NGOs是近30年內創立的。同時，全世界的NGOs 於過去的世紀持續的擴張，於1909年只有176個，至1998年已經增加到23,000個。 28

封閉社會的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化，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極權政體之瓦解，這些都給予公民社會許多成長的空間。然而，於許多其他地區，這些部門的成長同樣的快速，這就要感謝中產階層的成長，增長合作的力量(過去只是零星的反對或抵抗的行動)，以及新的溝通工具之來臨，特別是網路和e-mail。29

NGO的力量展現，於1990年的國際議題上，有很好的案例，其中之一就是打敗「投資的多邊協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簡稱MAI)，另一個就是簽署禁用地雷的法案。MAI是國際投資的協定書，這是要建立外國投資，偏向有利於投資者的利益之協定。這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內的一些人，經過16個月的密商協談所產生的協定，這項協定的草稿於1997年遺漏出給公眾，於美國華盛頓的觀察者團體立即將此公佈在網路上。經過不到兩年，這項協定就掛掉了。主要是因為以網路為中心的運動，串聯70個國家超過600個團體，包括環境、勞工、和人權的團體，所產生的力量。30

NGOs更具有決定性力量的展現之案例，可能就是禁用地雷法案。一個網路團體，共同推動稱為「禁用地雷的國際運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簡稱為ICBL)，於1993年推出促進全球結束地雷的使用。在e-mail和網路的幫助下，且沒有任何職員和中央辦公室，ICBL於60個國家串聯超過1,000個團體的投入。於1999年三月前，一項禁用地雷的使用，貯存，生產和運送的條約，全球已經有131個國家簽署。31

除了網路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於這些NGO的成功案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於上面的兩個案例，這些團體於推動政府部門的改變上，都獲得不尋常的成功。經由說服地雷的非生產國和非使用國，諸如：澳洲、加拿大、丹麥、和荷蘭，簽署禁用條約，而形成的聯盟可以獲得關鍵性的根基。條約的支持者最後終可說服法國和英國，兩國都是地雷的生產者和使用者，也是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員國，加入簽署。於MAI案例，NGOs拓展各國參與草稿協商的部門，其中有些對此協定草稿很有保留的態度。再經由公眾的與論，NGOs可以提昇與政府對抗的籌碼。一位觀察者注意到NGOs的抗議行動所提出相關MAI的問題從一般民眾層次提昇至部長層次。32

於這些案例，NGOs都特別有能力將議題呈現出來，而能贏得民意。地雷的禁用是以人道主義來呈現，而不是以軍事，讓民眾更容易瞭解與體會。有八成的犧牲者都是平民，於推廣中列舉出地雷的犧牲者促使這個議題可以更人性化和個人化。相類似的，NGOs將MAI界定為財政的問題，如同OECD的界定，但這項協定將會導致傷害勞工、人權、和環境，這些議題是民眾所能了解與關注的。33
 
 

綠化企業：商業的角色

許多社會的經濟是以私人事業來建構，這讓此部門有潛力於轉換經濟朝向可持續力的未來中，扮演具有強大力量的角色。許多公司認為他們對於製造利潤的責任嚴重的限制其改變環境的能力，但這未必然是事實。結合有遠見的事業領導，利潤的動機可以將事業導引入可持續的未來。有動力的公司可以運用多種一般商業的策略來減輕其對自然世界的衝擊，同時還可以提昇獲利。

其中之一種策略就是將減輕對環境衝擊的商品，與其他商品做區隔。消費者愈來愈有興趣於綠色產品，而且於某些情況，甚至願意付出更多的價錢。譬如說，消費者購買沒有施用農藥和化學肥料的蔬菜通常願意付出比一般的高出50%至100%的價錢。如此的結果，全球有機蔬菜工業於1990年代快速的成長，於美國每年的成長率超過20%。然而，這種策略也有其限制。譬如，StarKist公司品牌早期推銷較昂貴的「不會傷害海豚」的鮪魚(譯註：這是指捕撈鮪魚時，採用不會混獲海豚的技術)，結果發現消費者並不願意付出更高的價錢。倘若這些價值是附加在對自己的身上，諸如：更健康和好吃，人們可能會比較有付出高價錢的意願，但對公共價值的提昇，如環境品質的改善，人們的意願可能會較低。34

減少廢棄物是另外一種常見的，同時可以增加利潤的綠色事業策略。公司將污染和廢棄物的產出視為是「效率差」的表現，而不是生產過程必要的副產品。3M公司於1975年就有此方面的認知，而創立「污染避免付出計劃」(Pollution Prevention Pays program)。 這個計劃獎勵員工於生產過程中找尋如何減少污染和廢棄物的產出，因而減少花大錢在最終污染物的處置費用上。於1975年至1992年間，3M公司員工提出3,000個子計劃，推行的結果讓公司的污染排出減少超過10億磅，讓公司節省超過5億美元的處理費。最近，一家Interface公司，世界領先的商業地毯生產公司，自從1994年起於廢棄物的處理費上已經節省下超過9千萬美元。35

愈來愈多的事業將「污染避免」策略作為它們成為「零廢棄物」(zero-waste)公司的目標。將生產的副產品再利用，這可讓公司減少清運廢棄物的負擔，而且通常還可以產生新的利潤。譬如，日本的Asahi啤酒飲料釀造廠將其生產過程排出的啤酒殘渣送至牧場餵養牛隻，包裝用的塑膠品轉入再回收利用為地毯，以及硬板箱再回收轉至為再生紙。事實上，「零廢棄物」的生產快速的於日本各地擴展，這大部分的原因是垃圾場的處置費愈來愈昂貴，於1991年至1997年間，掩埋的處理費用上漲就超過加倍，而且廢棄物是一個熱門的政治議題。察覺到「零廢棄物」可以節省費用和得到市場的好處，許多公司都已經達到「零廢棄物」生產的目標，這些公司包括：Asahi啤酒飲料、Sanyo(三洋)、Canon、和Toyota等。於1999年12月的Nikkei Shimbun新聞報紙報導其調查發現有27家公司(佔總調查數的3.1%)宣告是「零廢棄物」產出。36

公司亦可以遊說政府而影響相關環境法規，或是與競爭對手聯合共同制定對工業界的環境管制標準。當然，這個途徑通常是運用在避免或減輕公司對環境衝擊所應負的責任。但是這些也可以倒反過來進行。說服政府去限制競爭對手的非可持續的行為(意指：傷害環境的行為)，公司可以取得綠色領導的地位，而且還可能有市場的優勢。DuPont(杜邦)公司就是如此做。當廢棄「氟氯碳」(chlorofluorocarbons，簡稱 CFCs )工廠時，杜邦公司是當時全世界生產這方面材料的領導。當CFCs會破壞平流層的臭氧之科學證據愈來愈多時，杜邦發展出CFCs的替代品，但其價格比CFCs高出許多倍。杜邦勇敢的支持國際禁用CFCs協定，與政府合作推動，同時握有專利(替代品)，這將成為市場的主要替代化學物質。37

當公司可以全面轉向「綠色」(green)經營，就可產生不同的場面，可避開政府部門的壓力(污染管制壓力)，或且可提昇企業形象，或是兩者都有。有一個案例是相關於美國和加拿大地區的電池回收計畫。從回收廢棄物的法案起頭，約有300家可充電的電池製造商和經銷商，支持經由「非營利的可充電電池回收團體」(non-profit Rechargeable Battery Recycling Corporation，簡稱：RBRC)的電池回收計畫。這個RBRC團體發給電池和相關電池產品的生產公司回收證明，並收取費用。RBRC回收電池，轉給回收公司去處理。這個計畫開始後，於1993年，電池回收率增加2%，至1998年增加至25%。假若達成回收計畫目標，於2005年回收率可達到80%，假若增加率持續，於2010年前，全美國幾乎所有的電池都可以回收-快速的朝向可持續力未來的轉變。(參考圖10-2)38

最後，公司會重新思考減輕其衝擊的途徑。企業從供應東西轉成為提供服務，譬如：提供交通服務而不是賣車子。IBM，曾經是電腦製造業的主流，現在轉型為企業服務的提供者。Xerox，影印機的製造商，現在轉向成為「文件公司」(The Document Company)，著重在資訊的管理。Herman Miller，行銷60個國家的辦公家具製造商，創立提供辦公家具租借服務的子公司，而期望這將會讓公司更加的成長。提供服務取代生產東西，如此可以下降公司的耗物質量和耗能量，如此減輕對環境的傷害與耗損。如此轉變的動機有因為預期回收的法規(製造者對其產品有回收責任)將會實施，以及促進市場的轉型機會和提昇公司的形象。39

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簡稱BP)於最近運用企業的許多策略，轉變其對氣候變遷的考量。於1990年代中期，這家公司並不關心氣候變遷的問題，但隨後其目睹到Shell公司於1995年計畫將一個外海輸油管線的浮筒沉入英國海岸的外海，因而讓Shell公司的公共關係出醜。消費者抵制Shell公司，來自綠色和平組織的壓力，讓BP公司體驗到民眾關注環境議題的壓力。這個事件再加上預期Shell公司可能會轉變其對氣候變遷的態度，這讓BP公司的總裁John Browne更加注視氣候變遷的議題。他決定制定一項新的公司政策，如此可以與對手區隔的政策，產品區分策略(product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40

Browne總裁於1977年在史丹佛(Standford)大學做一場歷史性宣告的演講，特別關注氣候變遷所肇致的風險。他的演講內容和BP公司內的隨後計畫行動顯現出於提昇公司盈餘的同時，也可以降低其對環境的衝擊。Browne小心的保留公司的可塑性。引述科學家相關人類舉動對氣候變遷的影響之意見調查，他也注意到這方面仍存在著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因此，Browne對放棄其石油企業並沒有期限。41

按京都氣候變遷的協議，對工業國家的要求，於2010年以前，將二氧化碳的產量以1990年產量的標準下降10%，BP公司同時也提高其獲利率。(這是很大的企圖，於2010年前要減少目前排放量的50%。)BP公司設定其內部的排放交易計畫，這包含其所屬12個企業單位的碳排放標準。這項標準逐年提高，同時也讓較有效率的企業單位轉將其比標準節省更多的排放量，轉賣給未能達到標準的單位。這項轉賣觀念是要讓公司有排放交易的經驗，這是將來達成國際碳排放減量的主要途徑。「我們有機會影響立法部門」，公司的一位顧問表示。「我們影響排放交易的爭議，因為我們已經有實際的經驗可以提供參考。」42

最後，這家公司重新改造自己。它促使其自己成為「綠色能源的公司」，而不是原來的「石油公司」。它逐漸擴大於天然氣和全世界最大的太陽能公司(Solarex)的投資。但是BP公司的主業仍是石油，最近也如同對Solarex的投資，擴大其對ARCO(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投資。BP公司認為轉變至可再生能源還是需要時間，可能還要數十年。43

這些商業策略可以將公司朝向可持續力的未來之程度，取決於公司領導者的意願有多大。假若這些策略僅是以商業考量，其影響力將會比對可持續未來有願景的動力還差。當有這些願景存在，作為介面，如同Ray Anderson 總裁致力於使其公司成員成為不僅是好環境的公民，而且還可改善環境，使其公司持續的減少其生態腳印(ecological footprint，譯註：意指是對生態資源的擷取與傷害)。44

商業朝向綠色也可以經由政府部門的促進，使其產生獲利的機會。假若是很昂貴的，商業界通常是不會自願進行綠化。而且自願進行往往會有搭便車的問題，譬如RBRC計劃必要處理所有回收到的廢電池，雖然還有20%的公司仍未加入此計畫。有願景的商業將需要與政府的領導者商議如何重新劃分稅法，補助，以及其他對朝向可持續未來的結構性障礙，因此可以讓最好的環境策略有利潤，如此才有可能推廣。45
 
 

建立聯盟：政府的角色

雖然政府有公權力和財政的力量，以及較容易親近媒體，但是政府部門通常也要視公民或商業的意見，來決定其政策方向，特別是在民主的國家。完全由政府部門主導是有可能，但這通常是反對者很微小，不然的話就是政府部門準備要付出政治代價。於轉型的過程，可能要有殉道精神的政府力量，但這往往需要建立聯盟來支持執行轉變的主要官員。倘若沒有政治的基礎，政府要建立改變的能力將會受限。

政治基礎對政府採取有效行動的重要性，可以從南非和泰國對HIV/AIDS(譯註：「後天免疫失調症候群」，俗稱「愛滋病」)的不同反應，可以清楚的了解。於1990年，這兩個國家都只有不到1%的孕婦，一般作為愛滋病傳染率的指標，感染HIV病毒。目前，孕婦感染率於南非，已經高達近20%，但是於泰國則是指超過2%(參閱圖10-3)。這兩個完全不同的結果，顯現出兩個不同國家的政府對此方面所採取的政策與態度。46

行為上的改變幾乎是立即的，於商業性交易的保險套使用率於1989年只有15%，至1994年就上升至90%以上。於1990年至1993年間，婚前性行為或是外遇性行為的男性比率從28%下降至15%，娼妓的生意則下降約一半。然而，這項對抗仍未勝利，仍然有恢復的現象，但是成效已經很顯著，擴散情勢已經控制。泰國於1999年的HIV感染率已經極低，讓研究者於吸毒者以外地區找不到有任何的感染風險。48

泰國的成效歸功於總理運用有智慧的政策對抗流行病。他認為這項危機不只是健康問題，更是國家發展的問題。國家對抗AIDS行動計劃是由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委員會負責，納入國家發展計劃中。對抗如此廣泛影響經濟、社會、和健康的疾病而言，這是一種聰明的方法。這也讓一些政治人物有對抗疾病的誘因。而且投入這項行動的各個政府部門，個別都可獲得相當大的經費。同時國內和國際的NGOs也被要求參與協助。49

起初的反對者，觀光事業和妓院的擁有者，因為觀光持續興盛而安靜下來，而且於妓院必要使用保險套的規定嚴厲執行，致使沒有妓院可有例外。50

泰國於對抗這項疾病的過程中，有幾項優點。泰國社會有相當不錯的基礎，高度的受教育率，媒體廣泛，且有健康照顧的體系。數十年來，就有性病的診療網路，提供分發保險套的管道。許多國家的人民恥於談及性病感染，但是泰國性交易者習慣於公開談論性病。提供給政治人物聯盟的誘因，也促進對抗的效果。51

於泰國的成功經驗，並沒有在南非發生。於南非，漠視的情況仍然長期的掩蓋整個國家，雖然政治已經轉型為多數統治。於南非國會同意下的白人官員，對HIV/AIDS了解有限或是並不注重。南非的黑人回憶起過去種族隔離時期的不孕政策，而將白人醫師提議的運用保險套視為其目的是要減低黑人族群。而且，黑人社會對西方的方法存疑，因而採取許多鄉土的療法，分散有限的資源於無用的方面，以及讓目前的總統，Thebo Mbeke，甚至公開的對這項疾病的原因表示懷疑。這些問題造成這項疾病持續流行，HIV感染率於1998年就有12%，至2000年則攀升為20%。52

經由了解到沒有行動所要付出的代價，南非政府的領導者和聯盟的形成有可能會暴升。南非衛生部投入處理AIDS相關疾病的經費已經高達2002-03年全國總預算的10%，這還是在預期更多潛伏者爆發之前。南非的國防部初步的HIV檢驗，顯示出其軍人有高達60-70%可能已經被感染。商業也深受影響。一家南非的保險公司估計南非工人平均每五人將就有一人於2005年前被感染，如此投入工人福利的資金將會加倍，於2010年則就會因為這項疾病而增大到三倍。如此負面的影響衝擊，政府和工業界可能會因而產生強大的聯盟力量對抗此疾病。53

於工業國家形成聯盟效力的範例，來自丹麥，其政府按1976年的國家能源計劃，促進風力發電的發展。原本的計劃是要促進家庭使用再生能源，以減輕丹麥對國外電力的依賴。接棒的政府官員將此計畫目標更向前推進，資助再生能源的研究計劃，建立風力發電的認證計劃，以及對風力發電計劃提供鼓勵性的補助，並且要求丹麥電力公司對提供風力發電的私營企業提供保證收購價格。如此政策的結果，丹麥的風力發電事業快速的成長，目前已經可以提供其全國13%的電力。54

因為大部分的化石燃料都是進口的，丹麥減少石油和煤炭消耗量並不會傷害其國內的經濟建設。同時因為政府促進風力能量，而創造出國內的新經濟。譬如，丹麥的風力渦輪生產，擁有目前全球最好的技術，佔有全球外銷產量的六成。落實這項行動，丹麥國際發展部門運用其對外國的資助和商業目標，於發展中國家推動風力發電。風力發電也可以讓國家達成國際對二氧化碳排放減量的要求。丹麥國家能源於21世紀的目標是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下降到1988年排放量的20%，如此丹麥就需要增加風力發電量，按其於1999年發電量的兩倍。整體來說，丹麥的風力能源計劃已經深入商業和政治體系中。55

許多丹麥公民也從成功的風力計劃獲得利益，並且感謝政府建立風力計劃，讓人民可以投資於新的能源。目前已經有超過10萬戶丹麥家庭擁有自己的風力發電機或是風力發電公司的股份。這些公司建立一個大型的草根力量，而且協助處理其副作用，諸如：風力渦輪的噪音，對野生動物的可能傷害，以及對景觀的破壞。於風力渦輪設置點3公里範圍內的住民，公司保證給予補償利益，因此有傷害力的反對行動並未冒出。56

維持風力聯盟的一項重要因素是政府堅定的風力能源發展策略，這有利於各部門穩定的環境，持續的發展。取自化石燃料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稅收轉而補助風力發電的政策，非常明確且持續執行，所以投資於風力發電的企業界知道資金成本和獲利的機會。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於其他國家，往往就是因為缺法可預期性，而造成再生能源發展計劃失敗。57
 
 

加速文化演化

一旦人民、商業、和政府普遍成為倡議可持續性未來者，如同過去的工業革命的全球變遷可能就會爆發。能量將會來自再生能源，不僅是用於有限的工業，更是用以維持所有生活需要。生產將會下降出生、死亡、和再生的自然週期，城市和工業的廢棄物排放將不會再累積。對自然資源將會被視為維持整個地球生命體系的支柱，而不是僅有經濟的價值。整體而言，可持續的世界將會以太陽為動力；運用可再生的物質來建構；交通使用火車、電聯車、公車、和腳踏車；人口維持在可支撐的範圍；以及相互緊密結合的社區。

如此的世界可能很難想像，但快速的變遷是有可能的。譬如，沒有人預期前蘇聯和東歐集團於1989年開始瓦解。這個驚人事件提醒我們變遷的過程往往不是累進和線性的，而是如同水壩突然崩潰宣洩而下的洪水(譯註：這是指有瓶頸的現象)。哈佛大學的生物學家Stephen Jay Gould早就提出自然世界的演化，是有一段時期的漂動，而後才有突然的爆發。(譯註：這是指「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學說，按地質資料來看，物種演化似乎不是線性的發展，而是於一段漫長時期的平淡，然後於一小段時期爆發出許多新種)。這種現象也可以用來描述「文化演化」(cultural evolution)。當關鍵狀況出現後，如經濟蕭條和對共產社會的失望，這時微小的事件，如同東德的難民，就有可能引發力量扳倒東歐和蘇聯政府。當轉捩點(閥值)被超越過時，快速的改變是有可能的。58

當社會的各部門都一起努力，快速的文化變遷是有可能的。文化變遷的動力往往是從草根(民間)冒出，如同甘地的印度獨立運動，波蘭的「團結運動」(Solidarity movement)，南非的對抗種族隔離，以及美國的公民權運動，這些都是來自民間社會。然而，有更多部門的加入，改變就會更有可能，且更可加速。譬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社會轉型為戰爭型經濟，幾乎是一夕之間，動員所有的人民、商業界和政府部門。人們再回收金屬、橡膠和其他各種物質；汽車和飛機製造工廠轉換為生產軍事用車、戰車和戰機；農人擴大生產面積；女性進入工廠取代男性的工作。要建立可持續的社會，也需要有同樣的努力，人民、商業界和政府都要成為變遷的推手，有策略的行動，且相互建立關聯。

整個社會的變遷將可以加快，倘若所有的部門都可有共同一致的基礎資料。這裡，科學界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譬如，目前正在進行科學性審閱的「氣候變遷之跨政府委員會」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簡稱為IPCC)，這已經是相關氣候變遷資料之有公信力的來源。無論是國際間的協商者，或是一般民眾都可以適用。IPCC的參與者已經協助面對來自化石燃料和汽車公司的外圍組織，全球氣候聯盟，的宣傳挑戰。這個委員會更進一步的確定人類的活動對於氣候改變的影響，運用百年來的暴風資料，融化的冰河，和消失中的島嶼等，讓民眾更能體會氣候改變的事實。於科學上和教育上也同樣的致力於關注物種的滅絕、人口的成長、地下水位的下降，消失的森林，以及社會需求的擴張等，用以促進朝向可持續的社會。59

媒體對於資訊的傳達也是佔有關鍵性的角色，是位於民眾、商業和政府之間的樞紐媒介。而且他們有強大運用電腦處理處理影像能力，這對依靠影像認知的物種(譯註：這指的就是人類)有相當強的教育功能。影像處理，對環境的潰化，諸如珊瑚的死亡，水域的衰退和臭氧層的破洞等，更是有特別的效果。60

然而，為要有正面的影響，媒體將需要深入了解議題，且要有長期的觀察。政治精英，因為他們有力量影響媒體的報導，更是有責任傳達這方面的了解。譬如，英國媒體記者Ivor Gaber 將首相Margaret Thatcher (柴契爾夫人)含有環境議題的公開演講發表後，於英國媒體相關全球溫化的新聞報導量，連續12個月，比上一年度增加3倍。但是他也寫到，媒體是「好天氣」 (fair-weather)的環境保護者(譯註：這是指可共安樂，但無法共患難的朋友)，只有在經濟繁榮時才有報導，當經濟衰退時就被遺棄。要建立一個有世界觀的大圖像，這需要有媒體對人類文化的維生體系，持續的關注。61

媒體的忽視，部分是因為「新聞週期」 (news cycle)是相當的短暫，通常是以小時來計算，這和自然界的冰河改變的時程(譯註：至少要以年來計算)，完全無法契合。人類引發的物種大滅絕，這是相當重大的事件，但這卻很難排入晚間新聞的報導。新聞媒體認為這件事經歷多日或多年，少有改變，因此就不值得報導。這就需要媒體的主編了解他們有傳播可持續未來的責任，而肯花他們的時間去整合長期的改變。62

擁有共同的資料基礎，各個社會就可將力量集中於可有較高成效的對象。譬如說，受到較大衝擊的地區和議題，如生物龐雜度的「熱點」(hotspots)，或是美國人的開車和飲食習慣，這些都是可以獲得較大成效的對象。將力量集中於消費的減輕，或是於政府的財經政策上，這也可以有相同的成效。強大的環境衝擊，再加上有力的對象，這讓九大工業國家(E-9)可達成共識，如同第一章的內容。

激勵我們的文化朝向可持續力的未來，公民社會、商業界和政府部門，都各自有其力量與貢獻。同時各自有各有其限制：分割化限制公民社會的影響力，追求利潤減少商業界的選擇機會，以及政府部門也有利益關係的牽制。但是整體而言，公民社會、商業界和政府是有能力進行文化變遷。讓我們發揮自己潛能成為文化變遷中的催化劑，我們可以創造出一個可持續的文明，以及值得稱為人類的生物。

原文是取自：State of the World 2001, Chap. 10, pp.189 - 206.

圖10-1. 全球風力發電量的預期成長曲線(2000-40)。
圖10-2. 美國電池回收再利用率，實際情況(1993-97)，工業預期至2005年，以及理論上的飽和點。
圖10-3. 南非與泰國(1990-99)，孕婦的HIV病毒感染率。